第十二章淀乡的村落关系、民间互助与小额信贷尝试

　　　　　　　　　　　　　　　　　　乐梅

　　引言

　　这篇文章依据我在豫东的田野调查，描述了我国农村现存的民间互助组织形式和活动，探讨了这些金融经济现象所依托的村落社会关系以及浓重的文化意义，并在结合社会人类学有关人与物的关系及其交换道德研究的同时，初试了对我国借鉴发展中国家的小额信贷模式的一些看法。

　　到今年初，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试验，已经星星点点遍布了我国西南和西北不少贫困地区。有人说起河南东部商丘地区（我在这篇文章中称为"淀乡"）的扶贫社做得很不错，我便上了去郑州的火车，为了收集些第一手资料。

　　我当时行程的目的带有评估的性质，小额信贷在中农村贫困地区究竟是如何组织运作的？妇女们能否每周还款？怎么还的款？但在这些发展项目具体应用性问题之外，我还希望能发现一些田野资料，通过它们回到与人类学同事进行讨论的共同话题上。
这样，我于１９９６年４月下旬，在淀乡进行了两周的调查。我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家户访谈。

　　一、 淀乡概况、

　　地理与经济　淀乡位于河南省商丘地区东部，乡政府驻淀村，距东北方向的县城约２０公里。县城正坐落在从郑州到连云港的陇海铁路线约中点的位置。而近年来修建的京九铁路正好当北－东南地穿过淀乡，从地形上讲，淀乡所在地处于华北平原的中心部位。历史上黄河曾在它北边不远的地方经地，现在故道早已干涸。整个地区地势平坦，平均海拔四、五十米。

　　作为黄河冲积平原一部分，淀乡的土质还是比较肥沃的，西部以沙为主，南部间有淤土，东头稍多沙碱。豫东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但也时常旱灾，１９９４和９５年的旱灾，使小麦只收到往年的六、七成，秋季的收获也减收两成。由于干燥，春天风季降临，尘沙四起淀乡的道路四通八达，村与村之间多是土路，而乡之间的大道都铺了柏油。春末的日子，偶尔赶上不刮风，骑着自行车走在乡路上，两旁田里桃花粉红，油菜花黄，麦苗油绿，排树挺拔，实在好看。

　　随着黄河的治理，历史上给豫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河水泛滥，也不再威胁淀乡群众了，淀乡的地上水主要依靠一条南北纵贯全境的包河和蜿蜒于乡东北角的惠民沟。但由于一个地区造纸厂在包河上游施放废料，造成整个下游的严重污染，河水呈粘粘的深红褐色，并散发着臭气。村民们说以前他们在河里养鸭鹅，还可以捞鱼，现在那已经成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了，虽然我还是看到田地沿河的农民抽河里的水浇麦，但大部分人都用地下水来饮用和灌溉。乡里打了约３４０眼井，３０米以上深。村民们告诉我，一亩地要浇三小时，每小时电费十元，春灌要过两三次，对于不富裕的家户这是一笔相当的花消。

　　淀乡的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红薯、棉花、谷子、大豆等。另外还有西瓜、花生、苹果等经济作物。本地以及附近乡镇出产的山药很有名气，据说清朝时是进京的贡品。丰厚的原村料为本地的酿酒业也提供了条件，从地区首府到县城、从县城到淀乡的公路两旁，数种地方名酒的广告标语和赞美之词目不暇接。县里干部认为本地是粮棉大县，致富还是要以农业为基础，调整粮食经济作物的比例到５／５为好。现在农产品大都粗放经营，效益不好，改为深加工，还是有利可图的，只是整个地区农业投资甚少。

　　淀乡在１９７９年至于９８２年期间，逐步完成了全乡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据其现有可有地５０８７１亩，人均大约１.３亩。虽然１９９２年调过一次地，但为了保持相对稳定，从那之后说，９２年之后各家出生的婴儿、从外面娶进来的媳妇都没有分得土地；家里嫁出去了闺女、或老人去世，所属的那份地仍留在原户。这过程中，人均占有土地发生的变化，使得一些家庭每人只有不到七分地，全家一年缺粮一千斤左右，相当于半年的粮食，好一些的也缺两、三个月，依靠农田的收入愈发紧张，必须有其它副业或外出打工等补充才行。

　　乡镇企业的热浪也在此地掀起了反响，淀乡的"龙头"企业包括（经浙江外贸出口的）丝织挂毯厂、缝纫机绣花厂、塑料凉鞋厂 打火机厂、三轮车厂等。其中我只了解到三办车厂是靠股份资金起家。对于这些新厂，从办执照到交税等各方面，都得到比较优惠的条件。如赶上农业银行有贷款，乡里帮着写立项报告，考察市场，代办各类手续。以前建立的农机修理、面粉加工、砖瓦、眼镜、砂轮等厂仍在运转，其产品多为本地服务和销售，此外，还有一些全体或联户开办的米酒作坊和木工作坊，介绍情况的乡干部似乎特别为木匠们精雕细刻的龙凤嬉珠洋槐木双人床感到自豪。从整体上看，乡里工业基础很薄弱，频繁的停电尤其令众人头疼。虽然工业用电每度八角，家庭用电在每度一元左右浮动，还算可以支付，但停电就意味着停工。

　　村落与家庭　　 淀乡有３０个行政村，８８个自然村，约９８００户，每行政村平均３２５户左右。在这５５平方公里上，居住人口约３８８５０。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１９８２年为５７８人，１９８６年为６００.６人,１９９６年则升为７０６.３人，最近十年的年人口平均增长率显然超过１９８２至１９８６年的同项指数。少数民族不到人口总数的确良％。淀乡的社区服务设施包括一所卫生院，一所敬老院，三所初中，三十所小学，即每个行政村一所。不止一次我听村民和干部说起乡里的人才问题，贫困与人口文化素质低的关系。乡里的企业农业都急需有文化的青年，可不少孩子小学毕业就缀学，高中毕业生农村又留不住，而上大学是一般贫困家庭不去想的，在这个令人不安的过程中，女孩子失学是的比率又比男孩子更高；小学男女生比例６：６，中学６：４，高中６：１。

　　淀乡村里的各户一般都是核心家庭，四口人为多，也有五六口的。虽然中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事务分工格局，也适合描写这里农户的情况，但妇女在管家务的同时参与大田生产和到集镇压上做生意，也几乎是家家有的事。家里夫妻基本都商量着办事，年纪越轻的夫妇，女方参与主事也越明显。这里兴外娶，媳妇都是外村通过媒婆定新介绍来的，婚前大都从来没见过面。好几个妇女告诉我，她们刚结婚那会儿常跟丈夫吵架，几乎吵也个套数，三天两头就过一遍。后来有了孩子，就慢慢平息下来了。显然这就是费孝通所谓孩子对家庭的稳定作用。

　　村里一般都是独门独院，正房三间朝南，大约三四十平米的面积。与河北农村住房明显不同之处，就是这三间之间没有砌墙隔断，而是用大幅的布从两个横梁处悬挂下来，边上留开三尺见宽为了过人，相当于门。有的则用婚嫁时的大立柜做隔断。一些人家还在床四围支起蚊帐大小的帷幔经保温。另外，淀乡好象不兴睡炕，大都用木床，位置紧凑，很难想象留客过夜。有些院子的东侧或西侧修上一两间小厢房。厢房有用做厨房的，有做木工间或储藏室的，把正房让出来。院子的另外一侧一般用来做猪圈，拴牛羊，供鸡鸭鹅或者小狗转悠，院当中大都有一眼压水进井，靠墙边有三两棵果树。村里盖房地已经极少了，所以每家一侧院墙都与邻院紧挨。比较典型的是土墙上有略微凸陷的一弯，两家可相互隔墙巴望，互通情况。村里近年来立了新规矩，户里的牲畜不得上街，怕毁坏了别家的庄稼菜地找麻烦，罚款也在二三十元上下。所以一般各户的院门也常闭着。但从外面貌一看大门脸的建材和设计，就能知道这户富裕贫寒的程度。

　　虽然核心家庭在淀乡各村占突出的位置，也方便了国家统计，但父系两代家庭之间的联系也还是较明显的。他们往往前后院住着，或者隔一两条街，要不就是村东村西的距离，近者经常不分灶；老人照看孙子辈更是常事。扶贫社那些做了母亲的工作人员，要是没有婆婆帮助带孩子，他们还真脱不了身。上学多的媳妇，独立性显得稍强，一方面孝敬老人，有事和老人商量着办，一方面强调不占不靠，自己多操持。联产承包的要求是对核心家庭提出的，每户人家直接向集体和国家负责交粮交税。但在淀乡土，父子两家以及兄弟各家这间的经济、人力、物力上的互通互助，还基本照常，不比我在川东农村听到的本家同辈之间出现的竞争。这里外出打工的都是十八到二十岁的男青年。但一般民不走远，在商丘地区的居多。一次呆的时间也不长，村民们说这儿的人比较守农家。

　　村中邻里之间的走动是很频繁的，特别是由于妇女们的串门。一名妇女告诉我，她那个庄上的七、八十户人家，家家她都认得。还有一位大嫂说，她能叫出全村四十多有主人的姓。我跟她闲聊的那个中午，邻居家有事外出，孩子托她照看，中饭也一起吃。妇女之间不直称大名，而以姐妹、嫂子、外甥女等呼叫，有的在前面加上那家男人的姓氏。另外，女人们不仅是连接村中各户的媒介，而且由于他们中间已婚的人都是方圆几里乃至十几里地范围内嫁过来的，每月或稍长时候带孩子回娘家，又把一村的消息传入另一村，把居住两地的人也微妙地连接起来。出了嫁的亲姐妹之间保持着官切的来往和相关的物质交换，有给对方的也有给对方孩子的。

　　豫东村里的街坊邻居之间，有着因亲缘、地缘而织成的长久义务性的人际、家际紧密网络，一户人家的活动理念与村里的其他家，有着千丝万屡的关联，经济的、信仰的、人情的、文化的。村里人时常表现出本能地保护自己人，警觉陌生人的习惯。一次我打听一个扶贫社社员的住处，站在巷口的老大爷却先盘问我半天。当地人去过北京的不多，我的口音只能说明我是外地人。更何况这里的人信"十里不同俗"一说，村落关系也有个边界，过了这个水平范围，你只能入他乡随他俗了。那么，我们以上谈了这么多有关他乡家庭村落文化氛围内人的关系与经济活动交织的情况，它与国际组织引进的小额信贷会有关系吗？

　　二、 村里的互助活动

　　组织小额信贷扶贫的从比较关心（或担心）的一点，就是接受贷款的贫困地区农户有没有能力还款，还不还款？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扶贫款，多以无偿的赈济形式散发下去。现在改为信贷扶贫，建立小组等，农民们能否接受？本节描述了在淀乡这样的农村地区，民间早有并仍然存在着日常不断的相互周济和结社互助的活动，其中牵扯到钱币的场合，有的无偿，有的附息，参与的村民该借该还，活动进行的井井有条。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似乎不是农民能不能还款，而是为什么他们之间进行的互助活动就有借有还？是什么样的关系和社会机制使用权其具有如此持久的互助和作用？而随着关系的远近薄厚，相应的互助性质又有哪些变动？这其中有哪些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可用来完善我们现有的扶贫项目设计？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掀开人与物（钱）关系的网络，看清下面起着决定作用的人与人的关系，把貌似经济的学问题转回到人类学的讨论题目上来。

　　日常生活中的借钱与储蓄　　无论是为了应急，还是凑钱办件什么事，村子里街访邻居之间相互借钱是生活中的常事。这样的借法，一般数额都不大，二十元左右。借钱的人有时简单解释两句钱派的用途，出借的人也不限定内容，大多也不过问。这样的欠款一般没有期限，长则几周，短则几天，这钱也闲着；对于欠方，他手上一有了钱便会马上付还。还款时不带利息，也不兴带利息。因此这类借款很有些象借件东西或工具，拿了去用，用完就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利用的仅限于货币这东西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最基本性能，不去琢磨其更复杂的功能。

　　如果具体问起一户人家，他们一年里大约向别家借钱或借出，他们通常摇头主不出来，有的记得最近向别人借过一次，或者前不久某家向他们借过钱，但再早些的事就不记得了，总之，这些属地邻里之间的常事，既不牵扯很大的数额，也未出现过难堪的拖欠，所以没人经心。村民们说，他们也不过问别人家之间的借款欠钱?quot;谁去管那种闲事"。而从下文将谈到的"面子"问题来看，村里人对不讲作用的行为还是有所传言的。另外，例如一个父亲因喝醉酒把女儿从小额信贷款扶贫社借来的钱全"灭"了之后，又在小组成员共同出钱垫还和自己外出打工的努力下，把欠款找回来的故事，也是我从几位妇女那里分别听到的。

　　淀乡日常借款中一条比较明确的不成文规则，就是无论家里的男女出面，无论为何事向邻居熟人借款，谁借、谁用、谁管还。这种"管还"的责任，还表现　在那些尚未还款的日子里，如在路上，串门或别的什么场合碰上对方，也要提一两句这事，表明自己还惦记着呢。妇女们说，如果事先跟人家说好了哪天还，即时手头却没凑够，或人家也有了急事需要用钱，那就宁肯向另外一家再借补齐送还，也不好耽误主人的使用。可见这种互借互助领带于平日保持的多束邻里关系，互为替补，交错应急，即通有无。它构成各农户之间贮备着许许多多的微型资料库，我问一位农妇“你平日都找什么借钱？她爽快地回答，“谁家都借。谁家有钱就找谁借”。

　　村民们觉得都四处可借到钱是人缘好的证明。有了好的人缘才能借钱或借东西，而每次这样的借与还的交流又再次产生的延续了人际关系以及村落文化。我在前一章描述了淀乡的邻里关系，在这里，家庭的不独立就象个人之间的紧紧依赖一样日常生活的基本事实，同样在我国北方家村做了有关“馈赠"问题田野调查的严云翔说的较为直率，关系不是村民生活的一面，而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村民们就是在这些关系中出生、成人、老死，既不知这些关系中出生、成人、老死，既不知这些关系何年起始的，也丝毫没有意图要它结束，各家独立。哪怕是个人之间的一次借与还，所完成的互利交换不仅是针对某人的承诺，而是对社群形成的共识和做法的加强。那些钱币、物件、便利条件等等是乡村日常生活中户你来我往的象征媒介，不断织出相互领先的乐趣和相互帮助的道德情感，使之永远循环下去。

　　淀乡的村民之间这样借来借去，也说明各户现钞储蓄不多，平常这手进那手出，偶尔家中自欺欺人调剂不转，便去借。几乎所有和我聊天的男女老乡，都说他们在银行里没有存款，因为"没钱"或者"利息太低，不值"。问他们现在还有没有人把钱包好放在盒子里，藏进墙洞或埋在桃树下，只能引起笑声。村民们对于通货膨胀有着敏感的反应，一个木匠进分的道理："把钱存在银行不用，越存越不值钱；要存的话，宁肯存木头，也不存钱。"好象物品实实在在包含着的使用价值，很容易获得人们的青睐，虽然事实人如果市场对他们不利，辛辛苦苦打好的柜子或其它制作的商品，也不能确保期望的收入和增值。

　　一方面老乡们说他们不存钱，而另一方面，我却觉得他们各家院子里那些积少成多、由小见大的生产，很象银行零存整取的储蓄。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养猪、养牛这类养殖业。只要每天喂些饲料菜草，一年半载或稍长时间，便可上市卖掉钱罐，一次扔进一两个硬币，日久天长罐子便填满，价值也不可小看。农民在家有急事时，不及出栏的羊也能卖钱，这和提前最出定期存款也可相比。其实；果树等种植业也有相似的性质。这样的"储蓄"就在家门跟前，天天看站，心里也塌实。我就是在和一个村民的闲聊中，意识到这种"储钱罐"的。我当时一边从外面打量着他那简陋的屋子，想着刚刚在里面看到的破旧家具，一边问他这家里什么东西对他最重要，"如果着火了，你最先抢救哪件东西呢"？他笑了，"没一件值钱的，烧就烧了"。我回头扫了扫院子，他也把目光转过去，说"可是谁要敢拉我的 、我的猪，我就跟他拼"。

　　关于我在这里类比为"储蓄"的庭院生产，有几点需要各提一句。第一就是大多数这样的养殖种植（包括小家禽、蔬菜），主要是由妇女日常来承担的。再有就是这种"零存整取"式的生产并非万无一失，最大的威胁就是瘟疫病虫害，弄不好所有的积蓄或投资都会毁于一旦。另外，上面观察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农户更习惯看得见摸着的实物形式积累和增长，而对于商品生产过程中通过抽象计算才能知晓的利润增值，则比较陌生。因此，除了大多数家户整个生活水平不高、无法积蓄的原因之外，不习惯复杂的金融经济动作，也是村里人不常与银行打交道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在下文讲到的农村信用社，还是吸引了一部分相对富裕户的闲散现金储蓄。而在这部分个人储蓄中，资金来源较带文化特色的，就要算妇女们的私房钱了。也就是说，妇女对于银行并不完全陌生，这些私房钱是男方家用来与女方家定亲的彩礼以及嫁妆的一部分，一般都交给订婚的姑娘过门的媳妇手里归她们自己管理使用，少则几百元，多则两三千，甚至更多。年纪稍大的妇女告诉我，“也就是那些心细把钱存起来，没有心计的就把钱乱花了”。有的姑娘经过一段时间改了主意，不想嫁给提亲的那家男子，但订婚钱又花得所剩无几，这便会遭来相当的麻烦。男方家里的人一定要上门来大闹一场，并且女方要退还高于原来聘礼的钱财，老乡解释说，那多出来的部分算做"青春赔偿费”;因为"让人家白等了"，"太让男方丢面子了"。看来这样因为变故而索回定礼附带"利息"的做法，是当地公认的惯例。

　　现今的淀乡互助会 　我第一次了解到淀乡有互助会，也是在闲聊中听人提及。最普遍的是"孝会"，也叫"芒会"。一组人自愿结合，互相帮助，集资为会里各位成员父母办理丧事。一个会的人数在20至30户不等，再大的可达40户，谁家有丧事，谁家先用会，用会时大家兑钱兑粮。兑钱在30到40元之间，或兑小麦二十斤再加上五至二十元也可以。有的孝会还规定会费中一部分必须是小麦，因为固定的货币会费随时间推移而出现贬值，例如以前麦子两角钱一斤，现在九角一斤。那样的话，后用会的人就有损失。而实实在在的粮食总是不变的，压了面做成吃的可在葬礼宴席上招待来客。

　　出面与会的都是家里的男人。然后大伙选出个头儿来，称领会，一般都是会员中年岁较大，受大伙尊敬，说话有威信的。再选一个管库，负责张目。平常孝会没有活动，只是在死了人的时候，大家才聚到一起，凑钱办事。领会负责安排人员的分工，有的人专管里边的事，主要是做饭，布置，还有的管外边，负责招呼客人、烧纸钱、抬棺等。家里的女人也常叫来帮忙。大伙都听领会的指挥，一直做到底，没有报酬。每次孝会规模一样，每人只能为一位家长用一次，等每家都轮过了才散，很是平等。每村都有一两个孝会。往往一会即终。会员们自己也老了，他们的下一代又结合为会，为老一代办事。

　　略少的一些合会还管办喜事，当地叫做"喜会"或"添香"。乡面政所的小高告诉我，这些也是亲朋好友之间发起的，凑份子，发请贴，都是息大气层的。接到贴子，大家便带上钱高高兴兴地前往。如果有事太忙不能出度，可以托人把钱捎去，但极少有人不回应，结婚这事不象办丧事，并非每人都能轮到。结不成婚，自己添进去的那份钱就收不回来了。但人们也不计较，反正热闹了一场，挺高兴的。

　　盖房会是当地村民为解决建房资金而组织的又一种互助会，其形式、会金、用会等大致与孝会相同。据淀乡的刘老师说，盖房会在80年代以前很流行。那时各户的财力资源相差不大，都比较有限，碰上盖房这种大事，必须领先大家出力互助，也不请饭。现在盖房各家都自己攒钱办，或者直接去银行借款，请工程队盖。随着这种息顾自的流行，现在盖房会已经极少了。

　　金会和兑会多在城镇机关、工厂、学校有固定收入的人员中流行，人数不好，兑钱相等，每月一次，轮流使金，互不计息，小李所在的乡中学老师们就搞过12人的兑会，每月轮一人，一年轮完，大家以此凑钱给息家购买自行车、电视什么的。后来没弄成，不到一年就散了。

　　促使还款的制约因素 　费孝通在界定作为信贷基础的"信赖"关系时，也谈到由于这类关系远近不同，内外有别，因此各自引起的剩余交换和资源互助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也各不相同。费孝通认为，内部借贷系统是对付社区内部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而进行的。这些信贷的偿还是通过社会制度中固有的互惠原则来保证的。与亲属关系及友谊密切关系。对于拖欠或违约，人们不是通过法律的制裁来防止，而是通过亲戚间公认的社会义务来防止。而与外界所发生的借贷是为了缓解村里紧急的金融问题。由于交易发生在以上所说密切关系的群体之外，偿还的时间必须有明确的协议，而且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对贷方有利时才会发生。

　　需要明确的是，内部外部借贷之分是一个逐步的过渡，还款的制约因素从人情为主的互谅互让互助，渐渐变得讲条件不讲情面，施行强制，计算起来毫厘不差。分家兄弟和邻里亲友之间借钱借物，本着“不必客气，应该的"道理，账目也是不清或不专门提及的。到了求助合会的那一步，参与的人就主要出于尽义务或有利可图了。参加合宗的人宗首之间的关系以朋友乡党的最多，姻戚次之，系亲则最少。合宗计算得会的方法，相当明确而复杂，颇有数学味道。其原因就是如果出现拖欠，而宗首与赖宗教人关系又太深，就不易扳着脸说官话，只好落得自己掏腰包补齐。现今的淀乡小额信贷扶贫会也是无意中沿用了这一道理，互助小组的成员都是对脾气，相互人缘好的，没有至亲，妇女们反映说，是亲戚的还不愿在一起，因为如果赶上两家都有外出，还款的事就全都留给老人或让媳妇付，到头来这笔帐说不清。

　　如果直接向村民询问什么促使她们归还借款，十有八九会回答因为出于面子。什么是面子呢？她们解释，面子就是信誉、信义、人情。例如，"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或者"一个人说出话来人信于民，将来没人信，没有了人情，有事不好办。面子是一个人遵守和维护社群关系而获得的集体公认的社会地位，而与面子密切相关的信誉，又是公众判断个人美德，的重要衡量尺度，它需要不断应用、证实和再生。村民们对经非常在意，已经将此深深地内在化了，而且村里普遍的共识是，越是穷人越讲面子，借了钱越会还。

　　说到穷人，我在淀乡有限的感受是，尽管从整体上看方圆里的村落有着基于亲缘或地缘的叠网关系，进行着永不间断的物或钱的互助交流，但这些关系内部又有着进一层的区别，相应的来往也有疏密之分。这其中穷富就是一条划分的界线。一般淀乡里的借线借物都是在经济条件差不多的家户之间进行，他们相互了解、同情、信赖和认同，是促使借与还循环周转的一个因素。而这一层与经济条件较差一层的人家之间，走动则要少。后者谈不上还，因为借的机会就不多。我在一户访谈时，主妇的儿子以为我是从扶贫社北京总部来征求意见的，也从地里赶回家来谈他的想法，他提议扶贫社买几台小型柴油泵，低价出租给贫困户抽水浇地，当时春旱比较严重，浇够水才能保夏收。由于经常停电，买得起电泵的空户忙于自己使用或借与近亲，白天黑夜地等候来电浇地，贫困户想借也排不上，再加上面子薄，对富裕户不好启齿提及此事，只能干着急或另想出路。然而，好几家穷户连柴油泵也买不起。在关系网上，随着向外的推移，交易双方在道义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弱，但经济上的依赖却更强了。而且这种依赖关系也越来趣不平等，借贷双方所处地位和向对方摇拥有权力的差别，越来越鲜明。事实上，如果村里现在已有的贫富差距扩大开来，又没有国家金融政策的严格控制，高息借贷可能会很有市场的。

　　然而，也正是这种农村贫困层次存在和贷款的需要，给予政府和集体机构开展信贷项目活动以机会和条件。但了解以上所描述的民间互助情况后不难看出，如果从外将贷款注人这些与我们本来素不相识的村落中的农户，一方面要求当地农民以户为单位按期还款还息，并且心善不愿采取强制手段对待他们，另一方面又不想重复以前扶贫经历的失败，要使借贷形式的扶贫到户能够持续运转，那么我们必须结合和吸取地方已有的互助依赖机制，发展农民与外界发生信贷关系能力的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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