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转型国家贫困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讨论

朱玲

　　在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中，突然凸显的贫困，成为一个影响所有转型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每个转型国家的政府因而都把缓解和消除贫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重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性质的贫困，需要不同的社会保护手段来应对。故而本文将首先通过回顾和分析几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探讨计划经济时代贫困产生的原因；其次，以亚洲和欧洲转型国家社会经济现状的比较为背景，说明各类新增贫困的根源；最后，讨论今后几年中国面临的贫困变化趋势，并提出减少贫困的政策措施。
　　１. 曾被忽视的原因
　　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贫困"是一个只到经济转型时才在政府发布的文件中出现、在公共传媒中使用频率迅速成增加的词汇。这是否意味着转型前这些国家不存在贫困问题呢？回答是肯定的。现有的资料表明，７０年代中期，中国乡村大约有２／３的人口得不到食品保障（周彬彬，１９９１）；到经济改革初始的确良９７８年，乡村贫困发生率大约还在此０％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形９９６）。越南和蒙古在转型前的贫困发生率分别达５５％和３６％。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刀曾存在着程度不等的乡村贫困，但此类贫困只是在苏联解体裁之后才在新独立的那些国家的统计中显露出来。既然贫困发生率是如此之高，贫困现象想必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它为什么会被这些国家当时的理论和政策所忽视呢？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前提是无产阶级革命，指导这一革命运动的社会性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一理论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未能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他们在理论研究中所涉及的贫困，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贫困。当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几乎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在积累的过程中不断生产出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由此两位创始人预见，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生产高度发展的资历本主义国家发生，贫困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除。故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极大丰富而没有贫穷和落后（马克思，１８７６；恩格斯，１８７７）。
　　其次，现实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贫穷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因此在新政权的领袖人物那里，贫困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旧进代的遗产和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结果。从他们的理论著述和推选的政策中都不难看出，他们关注的热点是工业化而非个别人群的贫困问题。列宁疾呼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列宁，１９２０），斯大林强调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到大规模的生产基础上来（斯大林，１９２８），毛泽东提出以几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１９５７）。这些著名的论断也许包含着一种潜意识，那就是公有制条件下的工业化，通过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将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穷和落后。
　　然而贫困的消除远非领袖们所预期的那样简单，尽管他们不约而同地抓住了导致大规模绝对贫困产生的一般根源：或是生产力低下，可供分配的经济馅饼太小；或是收入分配不均等，贫富人群各自从馅饼中分到的一块相差悬殊；或是二者兼而月之。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收入分配民不均等是财产所有权分配不均等的结果，要从逻辑上来讲，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即会解决收入不均等问题；通过推进共同化便可提高经济效率，实现高速增长，从机时将可供分配的经济馅饼做大。
　　可是在现实中事情的结果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逻辑。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现，是与政权的强制结合在一起的。在新政权成立后奠定的集权计划经济下，普通公民既无公有资产的控制权，又少有资源配置的决策权，因为这些权利均由官员体系所掌握；官员逐级听命于上层决策集团，普通公民对这一决策系统却不可能实行有效监督，因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设计并未包含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相互促进的工业化，最初靠的是对农业的强制性积累，在国有工业成长壮大、企业上缴利润成为新增的积累来源的时候，对农业剩余的强制性转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由于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扩展而得以强化。借助于统购统销制度，政府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将资源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低能源和原材罚价格，把资源从欠发达地区转移到相对发达地区。虽然政府采用调出的资源量，投入还是少得多。（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农村资源的净流出做过多种测算，结果虽有出入，但都说明了大量资源转向城市的事实。例如，周其仁指出，在职工１９５２--１９８２年期间，通过价格剪刀差、公开税和储蓄净流出的渠道，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资金就达成６１２７亿元人民币--参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３年夏卷，香港）中央政府对欠发达地区也不乏财政补贴和投资项目安排，可是补贴的对象主要是这些地区的城市经济和人口。这种资源配置机制使用权农民在收入分配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区域性的贫困集中到了乡村。
　　中国和苏联都是实行上述制度的典型国家。苏联工业化对农民利益的损害正如毛泽东所言："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毛泽东，１９５６）遗憾的是，中国采取的办法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仅在讲过这些话不到四年的时间，毛泽东不仅用列宁和斯大林有亲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向国家"进贡"的说法论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性，而且还认为苏联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强调初级市场上的价格应由国家确定（毛泽东，１９６０）。这种政策指导思想上的摇摆固然可以用政府选择的赶战略来解释（林毅夫、蔡方、李周，１９９４），但是政府能够在全社会性范围内强行贯彻赶超战略，并为之对农民实行长期的剥夺，则只有在纯粹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选择。进一步讲，在遭遇资本主义工业国敌视封锁的外部环境下，一个人均资源禀赋薄弱的农业国要实行工业化，不得不从农业的积累做起。然而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进行积累，使相当规模的农民陷入难以维持生存地境地，也只有在纯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家才办得到。
　　有关中国经济转型前的贫困，目前尚无时间序列的统计，若以农村经济改革起步之际的统计为据，１９７８年张村绝对贫困人口达到２.５亿人。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贫困可以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区域性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恶劣和社会开化程度不足来解释。当然，５０年代大炼钢导致的大量林木砍伐，６０～７０年代以粮为纲引发的毁林挖草开荒，在人口政策失误的背景下加剧了环境恶化从而也加深了区域性贫困。然而可以判断，将近一半的贫困人口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国家强制性极限积累的挤压。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农产品价格提高、农居获得土地使用权和生产处主权后短短的七年里（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５年），大约一亿元左右的人口在农业和农村投资并无显著增加的条件下即摆脱了贫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１９９６）。
如此看来，中国的社会性主义工业化道路和马克思曾经研究过英国资本主义积累方式，都在财富积累的同时生产出大规模的贫困。这似乎验证了哲学上的一条有关"两极相通"的原理。诚然，比之后者中国在工业化中未造成悬殊的贫富两极人群，较大的收入差距主要发生在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之间，对人口自由迁移的禁令又把贫困局限在乡村。加之城市工业企业和乡村集体生产组织内部收入近乎平均分配的制度，使整个社会主要表现为经济缺乏激励和效率，而不是收入分配不公；使贫困的根源主要显示为生产力低下，而不是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但是，中国英国曾经发生故事分别从两个极端说明，纯粹的私有制和纯粹的公有制都需要调整，无论是私人资本的高度集中还是国家对经济权利的垄断都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抑制资本和制衡权力同样生要。基于这种理解可以看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纯私有制经济走向混合经济，垄断受到国家干预的歇制；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劳工得以部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收入转移和社会保险体系的运作，使市场分配的结果受到收入再分配的修正，绝对贫困几近消除。社会主义国家在近三十年中也或早或晚地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纯公有制走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政府的权力从经济领域中回撤，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决策自主权扩大。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社会经济效率提高，国民收入普遍增加，但某些人群从改革中受益极为有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才关注到以往受到忽视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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